• 來源：南風窗/陜西法制網

    作者|徐觀

    年輕女孩為了錢，選擇代孕。

    但隨著懷孕時間越來越長，女孩對肚子里的孩子產生了感情。

    最后在男友勸說下，女孩才把孩子給了雇主。

    近日，陳凱歌執導的短片《寶貝兒》引起極大爭議，撕開了代孕背后的倫理禁忌和法律問題，也將有償代孕的灰色產業鏈再度推至公眾視野里。人民法院報也迅速對該片引發的爭議做出回應：“我國明確禁止代孕行為。”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開始出現第一批代孕機構。

    2001年，國家衛生部頒布《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配子、合子、胚胎。

    被明令禁止的私人代孕紛紛轉入地下。

    經過近20年的發展，代孕產業逐漸形成了成熟的產業鏈。

    在地下市場，始終活躍著代孕客戶、代孕中介、代孕媽媽以及實施代孕技術的醫務人員或診所等。“90萬就能成功包生男孩”“top2學歷捐卵報價40萬”“十年誕生一萬名寶寶”……

    在這條灰色產業鏈里，糾纏著雇主對嬰兒的向往、各方從業者對巨大利潤的渴望以及代孕女性被充當代孕工具的殘酷現狀。

    以“代孕”為關鍵詞，鹽財經記者在社交平臺上輕松找到一家號稱有10年歷史的代孕機構。

    目前由于疫情影響，這家上海代孕機構已暫停了出國代孕的業務。“之前有一些客戶選在美國代孕的，代母也在繼續待產。但現在想代孕的，只能在國內做。”

    據該機構的中介詩詩介紹，國內的“卵妹”分布在全國各地，客戶挑中后，就會飛到上海做檢測、促排等，“代母”則多在江浙滬地區，為了方便管理。

    提供卵子的捐卵者被稱為“卵妹”，提供者多為年輕女性，代孕者則被稱為“代媽”。

    在市場上，一些中介會給出捐卵1-5萬元、代媽14-20萬等標價。在簽訂代孕協議后，中介會根據客戶需求提供捐卵、捐精等捐獻者資料。

    在這條產業鏈上，女性的身體徹底成為標價的商品。詩詩表示，捐卵部分在代孕套餐價以后另行收費，根據捐卵者身高、長相、學歷三個維度進行報價。

    客戶沒有要求的話，俗稱“盲捐”，價格為兩三萬。

    中等要求的，比如1米65左右身高、長相中等偏上、大專學歷的，價格約為五六萬。

    要求更高的，標價則在7萬以上。

    “像研究生這種最高（價格）可以報到……就我們前幾個月做了一個清華（女生捐卵）的，得40多萬，那普通像廈門大學上個月有一個研究生是報到15萬。”選中之后，客戶可在捐卵者促排時當面會見，也可通過視頻連線再進行檢查。

    國內的代孕項目在50萬-100萬不等，有標價58萬的單周期基礎套餐、70萬的包成功套餐以及90萬的包男嬰套餐。

    如果客戶對嬰兒性別有要求，還可選擇通過第三代試管嬰兒技術，在胚胎移植前檢測嬰兒性別，優先移植男嬰。

    在移植過程中，可能會出現胚胎無法著床或者檢測不出胎心等意外。對每個客戶，都會一次性培植十幾個胚胎，如果中途失敗了可以接著更換。

    對于包成功套餐而言，如果兩年半內沒有誕生一個健康的嬰兒，中介聲稱會退款給客戶。但對于單周期套餐，如果中途失敗，每一次重新移植都需要多付3萬元。

    詩詩稱，該機構跟其他機構不同的是，捐卵者促排卵子會在三甲醫院操作，代母在二甲醫院或者私人醫院分娩，相較于在無牌私人診所操作更安全?？蛻粢还残鑳纱蔚缴虾?，分別是簽訂合同與接收嬰兒。

    在長達一年多的漫長代孕周期內，中介會持續將監測的數據、視頻等拍攝給客戶，直到客戶最后一次抱走嬰兒。

    另一家名為“泰德國際”的代孕機構號稱成立十年已誕生了1萬多名寶寶，算下來，每年平均“生產”上千名寶寶。

    “我們是這個行業里規模比較大的，也是做得最久的。”泰德國際一位陳姓“醫助”表示。

    她在與鹽財經記者的溝通中顯得十分警惕。“這個行業最忌諱的就是高調，機構風險大，客戶的風險就大。我們安全意識非常強。”

    陳女士稱，之前廣州地區有一些機構被查，加上一些媒體對代孕市場的披露，他們行事更加低調，不向客戶提供各類紙質、圖片形式的報價單。

    泰德國際的海外代孕以烏克蘭為主。目前，結婚夫婦代孕套餐最低價格為43萬，單身包成功套餐為53萬。

    國內代孕價格更貴，無需捐卵的最低套餐在64萬起步，捐卵加10萬元。但最低套餐需客戶承擔風險，如代母在代孕過程中流產，客戶需根據懷孕周期補償10至30萬元不等。

    包成功、包男孩套餐則需90萬元，但代孕機構承擔一切風險，對性別不做要求的話便宜5萬元。陳女士稱，近八成客戶會選擇包成功套餐。

    陳女士稱，之所以代孕價格這么高，是因為“代母”資源的匱乏。如果給出的傭金低，就吸引不到“代母”。

    高傭金就會吸引“代母”代孕數次，同時吸引同鄉的婦女等慕名而來。

    “代母是最主要的，是花費的大頭。我們讓代母分散居住在一些富人區的別墅，伙食基本上以燕窩、鮑魚為主。有專門的阿姨、后勤人員照顧他們，也相當于進行軟性的監管。”

    目前全國的代孕中介機構多達數百家，大多屬于“地下交易”，代孕市場收費也十分混亂。

    魚龍混雜的背后是巨額的利潤，據業內人士透露，每順利完成一單代孕生意，機構至少獲利在20萬元以上。

    除了隱秘活躍著的大量私人代孕機構，鹽財經記者注意到，擁有5800萬注冊用戶數的社交軟件Blued也一直以“提供海外輔助生殖服務”的名義涉足海外代孕生意。

    今年7月，Blued母公司藍城兄弟在美國納斯達克掛牌上市。7月14日，有媒體曾披露Blued平臺名為“藍色寶貝”的代孕服務。平臺次日將“藍色寶貝”替換成了“健康百科”欄目，官網未受影響。

    而目前，“藍色寶貝”板塊已重新在平臺上上線。

    點進去以后，用戶可根據40萬-60萬、60萬-100萬及100萬以上等三個不同價格預算期間獲取代孕信息咨詢。

    客服人員介紹，“藍色寶貝”服務從2017年開始，目前提供的海外合法輔助生殖項目僅在美國、加拿大、俄羅斯以及哈薩克斯坦這4個代孕合法或有不同程度法律認可的國家。

    據了解，美國、加拿大的價格較高，美國在120萬以上，加拿大約在90萬元起，俄羅斯大約在60萬元左右。

    以價格較低的俄羅斯為例，基礎套餐標價約為57萬，包成功的無憂套餐約為65萬。

    客服人員提供了詳細的代孕流程圖，多達20個環節。整個周期內共分6批付款，第一筆簽約定金5萬元，其余根據所作步驟付款。

    客戶共需兩次前往俄羅斯，首次為一周時間，完成取精工作。第二次則是在預產期前，等候嬰兒出生并辦理出生證明、親子鑒定報告等證件。

    目前，針對代孕前后的流程皆已形成了較為完備的操作經驗。

    比如上戶口，客服人員就傳授道：“盡量先不要說代孕，如果說能正常辦就按照未婚生子的方式辦，不要透露這些東西。像北京、上海等戶籍管理嚴格的城市，需要要求什么資料的就多耗費些時間，補齊資料。像成都、重慶、沈陽等城市，我們都已經有客戶很順利地辦好了。”

    即便此項輔助生殖服務一直飽受詬病，仍有越來越多的人通過“藍色寶貝”代孕生子。

    在招股說明書中，藍城兄弟指出，如果這一服務不被社會廣泛接受或受到限制，有可能對品牌產生不利影響。

    即便如此，它也無法放棄這一塊生意。根據最新的第三季度財務報告，Blued終于首次實現季度盈利。而在此前，盡管是頭部社交平臺，近年來它仍一直飽受著虧損的壓力。

    目前其商業變現模式主要分為直播業務收入、會員服務收入、廣告服務收入以及其他收入（輔助生殖）。

    相較于直播等業務的增長，其他收入漲幅巨大，在第三季度達到1410萬元，同比暴增213.3　，占比4.7　。顯然，輔助生殖服務有著廣闊的營收增長空間。

    對于平臺而言，有著高粘性的特殊用戶群體，意味著直接的商業轉化。但對于我國明令禁止代孕行為的情況下，這樣的行為無疑游走于監管的灰色地帶。

    以加拿大為例，該國《人類繁殖輔助法》規定，無償代孕是合法的，在100　無私

    的基礎上進行輔助生殖，而有償代孕是違法的。

    然而，在此過程中，有償與無償如何界定存在不確定性，這都為擦邊球的存在提供空間。

    引發熱議的短片《寶貝兒》中，代孕媽媽與雇主之間發生糾紛的情況，也可能出現在現實中。

    許多法律人士都指出，從事代孕的行為，與我國傳統的社會倫理、道德以及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則相違背。

    因而在我國司法實踐中，代孕機構和代孕客戶之間簽訂的合同，以及代孕媽媽和委托者之間簽署的合同，均會因違反現行立法規定以及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則，而被認定為無效合同。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

    實施代孕技術的，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給予警告、3萬元以下罰款，并給予有關責任人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12月20日，鹽財經記者以“代孕”為關鍵詞在中國裁判文書網搜索發現，自2012年來，共能搜到400宗與代孕相關的糾紛判決，且近兩年來呈快速增長之勢。

    2018年，共搜索到40宗。2019年81宗。到了今年已增至124宗。

    今年8月，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就審理了一項代孕糾紛。

    2017年，尹某找到廣州寶如愿健康管理咨詢公司想要代孕。他與歐某、寶如愿公司簽訂了一份三代試管標準代孕協議，希望通過試管嬰兒方式代孕一個男孩。

    在簽完協議之后，尹某分多次向寶如愿公司轉賬，合計50多萬元。

    但令人沒想到的是，2019年1月30日，代孕嬰兒一出生便于當天入院治療，診斷為非健康的高危兒。

    到了3月份，該男嬰不幸去世，僅存活57天。

    尹某認為，嬰兒是因寶如愿公司的代孕行為不當而死亡，為此訴諸公堂。

    在此案中，代孕協議是否為無效合同成為爭議的焦點。法院認為，《合同法》規定，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合同無效。訂立有關民事合同不得違反社會的公共秩序以及我國傳統的社會風俗和道德。

    最終，尹某仍需自行承擔50　的責任，歐某、寶如愿公司共同承擔50　的責任。

    代孕生子作為不受我國法律認可的行為，僅靠一紙合同根本無法保障自身權益。一旦出現意外，付出的金錢和情感也無法再度收回。

    更何況，不受規范的市場環境下，缺陷嬰兒的生命倫理、代孕媽媽的權益等都是無解的難題。

    在產業鏈愈發成熟、市場亂象頻出的背后，不僅需要道德的自持與倫理的恪守，更需要法律的清晰界定和現實執法的嚴格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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